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近日，由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传染病溯源预警与智能决策全国重点实验室共同主办的中国消除疟疾媒介蚊虫控制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研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在疟疾防控领域的成功经验，众多专家围绕我国在媒介生物防控领域的创新实践展开深入讨论。

　　策略升级，提供有益借鉴

　　疟疾曾是我国流行历史最久、影响范围最广、危害最严重的重大传染病之一。多年来，我国采取一系列积极措施，遏制了疟疾的本地传播，并于2021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消除疟疾认证。这一成就凝聚了我国将科技创新与策略优化深度融合的防控智慧，为疟疾严重流行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可参考、可复制、可推广的防疟策略。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疟疾防控策略不断调整优化。中国疾控中心病媒生物首席专家刘起勇告诉记者，我国早期疟疾防控以使用化学杀虫剂和蚊帐等防控方式为主，逐步发展为使用涵盖环境、生物等多种手段的综合防控策略。

　　刘起勇介绍，从早期的疫点控制，逐步过渡到分层区域管理，再到“13-7”策略（即病例报告在1天内完成、调查在3天内完成、响应措施在7天内完成）和如今更进一步聚焦输入性病例的管理，疟疾防控不断运用新策略、新思路、新方法并收到了实效。

　　“在此过程中，我国提出了媒介生物可持续控制的理论，强调健康、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的综合平衡，形成了一套适用于不同地理生态区、不同发展阶段和蚊媒背景的防控体系。”刘起勇说。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感染引起的寄生虫病，传播媒介为雌性按蚊，经叮咬传播。专家介绍，我国将“同一健康”理念融入疟疾媒介按蚊控制工作，重点关注按蚊幼虫的控制。

　　“相比成蚊控制，针对按蚊幼虫阶段的干预更能从根本上解决按蚊孳生问题，实现人口健康与社会经济和生态效应的平衡。”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管理处周升研究员介绍，我国采取了一系列创新方法来控制按蚊幼虫，包括推广生物杀虫剂、利用无人机精准喷洒杀虫剂等，显著增强了幼虫控制的效果。同时，通过采取农业实践创新和居家环境改善等措施，有效减少了按蚊孳生地，降低了幼蚊繁衍的风险。

　　因地制宜，实现精准破局

　　当前，全球疟疾疫情形势依然严峻。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疟疾报告2024》显示，2023年全球范围的疟疾病例约有2.63亿例，比2022年增加约1100万例。

　　我国虽然实现了消除疟疾的目标，但近年来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时有出现，局部地区传播风险持续存在。“消除疟疾并不意味着防控工作的结束。”刘起勇表示，实践证明，巩固消除成果需要多部门长期协作并建立常态化监测机制，防止输入性疟疾再传播成为当前及未来的工作重点。

　　过去和现在的防控实践凝聚了诸多经验。专家介绍，我国在淮河流域以及海南省、云南省等地的防控实践证明了疟疾防控政策的有效性，也为下一步的防控重点和策略动态调整指明了方向。

　　比如，淮河流域的大多数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实现“基本消除疟疾”的目标，然而由于抗疟专项资金减少、专业人员流失以及疟疾蚊媒监测不足等问题，淮河流域部分地区于2003年发生疟疾再流行。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刘小波研究员介绍，为了遏制疟疾反弹，当地采取了一系列综合性防控措施，包括加强人群用药管理、强化病例监测与管理、开展蚊媒控制、组织健康教育及培训、促进国际交流合作等，最终成功消除疟疾。

　　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按蚊孳生等原因，海南省曾长期处于疟疾高流行状态。专家介绍，海南省长期保持高水平的输入病例监测及处理能力。例如，在疟疾传播活跃期，采取大规模药物防控和室内滞留喷洒等措施；在疟疾负担下降时，转向靶向药物治疗与药浸蚊帐广泛应用；在传播阻断期，严格执行“1-3-7”策略。“海南省全面的病媒控制、抗疟药物的系统应用以及持续的病例和蚊虫监测，都为疟疾流行地区制定防控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刘起勇表示。

　　而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则面临更大的疟疾跨境传播防控压力。为此，云南省在实施消除疟疾相关策略和措施基础上，积极开展跨境合作，在跨境地区联合多个邻国进行哨点监测、建立联防联控平台、促进数据获取和共享。刘起勇表示，云南省的跨境联防联控机制也为其他国家边境地区的疟疾防控提供了宝贵经验。

　　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疟疾防控将更加快速有效。刘起勇介绍，在口岸监测中，采用双光谱热成像和深度学习算法，能够更加高效、精准地实现快速筛查；在传播风险建模中，引入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高效预测疟疾风险，识别高风险区域；在日常监测中，利用遥感和大数据等技术，能够建立智能监测网络，实现对按蚊的动态监测。

　　“巩固消除疟疾成果任重道远，要不断探索调整输入性疟疾防控策略措施，开展更多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中国方案’为全球疟疾防控工作提供有益借鉴。”刘起勇说。